Tuesday, November 17, 2026

《十字路口的崩溃》中南海的一份内部文件

海外民主人士蒋罔正在去年的一次视频直播中,没有聊官场升迁、内幕八卦,而是简短读诵了一份材料。据说这是国务院参事室的内部官方文件,我无法核实,只能说写这篇文章的人,水平相当高。全篇没有媒体上常见的歌功颂德、文过饰非,可谓刀刀要害,句句事实。我给稍作整理,大家看看吧。

==========
国务院办公厅有一份文件,说的是2025年的中国,那站在十字路口被粉饰的崩溃。2025年的中国大陆,表面上依然维持着宏大的叙事。高铁仍在修建,卫星频频发射,官媒报道中生产力席卷南北。但这些喧嚣的背后,城市商圈门可楼雀,失业大学生到地铁口摆摊为生。年轻人不结婚不买房不生育,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民营企业关门大吉。一切看似偶发现象,考公热移民热,企业出走,投资冷漠。实则是系统性的衰退的冰山一角。

2025年不是中国经济遇到暂时困难,而是制度病灶集中爆发。这种衰退不是以经济周期的一次正常波动,而是政治逻辑与市场经济体系正在发生根本的冲突。 过去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其实是建立在对外开放,制造业红利和人口红利的基础上,但这些红利已经或正在枯竭。问题在于党的政权并未借经济繁荣契机完成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转型,反而日益强化对政治安全的控制,以至于稳定压倒一切的最高政治。

原则上经济让位于权力,市场屈服于意识形态。回顾繁荣的幻象,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开始,中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轨迹。2001年到2011年,GDP 年均增长接近10%,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这一期间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外向型经济结构推动的核心结果,以廉价劳动力和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为核心。

政权从未真正放松对经济命脉的控制。 无论大型国企土地出让还是金融体系,始终处于国家的掌控之下。所谓市场在经济配置下起决定性作用,不过是十八大三中全会文件中的短暂幻觉。 政治集中化趋势显著增强,经济改革几乎停滞。在表面持续增长的背后,结构性矛盾逐年加剧,住房市场泡沫膨胀,地方债务迅速积累,民营企业遭遇政治不明确性。

隐患在2020到2023新冠疫情期间被进一步放大。三年动态清零,不仅摧毁了大量的中小企业,摧毁了市场的信心。而当疫情结束,没有进行体制性的反省,反而选择维持现有架构,以稳定为借口巩固权力。 多维塌方的交汇点,2025年成为转折点并非偶然,而是长期错误的累积临界爆发。

首先,房地产彻底进入冰封期。自恒大、碧桂园等房地产企业爆雷以后,全国性房地产企业出现大量的经济危机。(这里好像缺掉几页)地方财政危机全面爆发,中国多数省市面临前所未有的财政收缩压力。 土地出让金收入暴跌,房地产税市试点搁置,使地方政府财政来源几乎枯竭,债务滚动偿还成为财政工作的重中之重。城市政府开始裁撤编外人员,先减公务员奖金,拖欠教师医护人员工资,特别以贵州天津内蒙为例。 早在2023到2024便已传出财政紧张的信号。进入2025 ,这个问题从个别省份向全国蔓延,特别是三线四线城市基本陷入了财政紧缩功能萎缩的新常态。地方政府在财政危机中采取应对手段,往往以变相征税和强制摊派为主。例如对个体工商户突击检查、税务清查、房产税试点征收等行为频现,进一步加剧了企业和居民对体制的恐慌和疏离。

外资逃离,中国不再是首选市场。 虽然高层反复强调中国市场潜力巨大,不容低估,但外资企业却用脚投票。2025年外资撤离已成潮流,特别是高科技互联网金融服务领域,欧美企业纷纷选择收缩战略收缩。美资银行裁员,日本企业关闭工厂,台资转向东南亚已经不是零星现象,而是趋势性转移。曾经标志性外资地标,如上海张江、深圳前海,如今更多的是写字楼空置和转租公告。外资逃离的原因有三:一、政治风险;二、法律体系不透明;三、本土市场经济消费能力衰退。 美国对外投资审查法出台后,很多基金战略企业更倾向于将资增量资金投向印度、印尼、波兰等新兴市场,而不是越来越像国有经济的中国大陆。我国设立各种招商局投资办,尽管继续运作,但外国企业与之接触反而遭遇审查拖延,信息不对称,合规不确定,加速了出走的步伐。

中小型企业的崩溃和个体户的失语。2025年,中国小微企业和个体户迎来了灭顶之灾,疫情三年耗尽了他们全部的现金流,而后续的税负、社保、租金审查、检查如影随形,令许多创业者宁可关门也不再开展。根据非官方数据,仅2025年前五年全国注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数量即超出2023年全年水平,大量餐饮小店线上微商制造类作坊关门歇业,城市街头的空铺率刷新记录。商业氛围萎缩,个体工商户过去在中国就业结构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是吸纳低技能劳动者的重要渠道。

全面衰退意味着大量社会底层人口被排除在正常的经济体系外,只能进入灰色地带。如直播带货,灰色金融擦边生意。社会不稳定因素剧增,管控和干预政治凌驾于市场之上。2025年的中国经济并非仅源于市场波动,而是体制根源,国家对一切资源配置能力的掌控严重扭曲了经济进行逻辑。在市场经济体系下,资源配置的核心应由市场决定,而非行政指令。然而,在国资委、发改委各级党委书记甚至领导小组,这里提到领导小组拥有对企业的投资、融资、用地、并购等事项的实际决策权。民营企业家一个政治不正确的言论,一个没有跟对党、跟对派系的捐款,可能让一个成功的企业瞬间归零。(蒋罔正:典型案例莫过于阿里巴巴和马云。马云在2020年批判金融监管体系后,蚂蚁金服被强制终止上市。 那也就是说利好蚂蚁,还是有人替他在是伸冤。其后数年,阿里遭遇拆分重罚整顿,其他企业家看在眼里。)大量民营资本选择退出实体经济,转向投机。

政府强势干预还表现在行政指导的泛滥上。从限电限产到突击停工,到2024年下半年开始的新一轮大规模财政整顿,企业在一夜之间被要求转型合规服务,没有任何稳定预期。 企业家失去的不是财富,而是信心。投资者失去的不是利润,而是安全感。意识形态压倒专业治理。政治安全置于经济发展之上,甚至试图用政治语言意识形态控制经济决策。 流程以共同富裕、科技自立、内循环、双态战略等概念为例,这些原本作为发展方向的口号,迅速变质为各地揣摩上意的竞赛工具,导致资源错配效率低下。

2023年把各级经济部门纳入思想学习的红潮,导致大量的官员无法专注于宏观调控技术规范的市场机制建设,主要精力用于政治汇报和文宣任务。更为严重的是,专业经济人才的大量流失,财政部、发改委、央行体系的年轻技术官员,许多人悄悄出国或转行。经济学界原本仍保持一定的独立学者,在2024年重申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后,集体晋升或被边缘化。中国的政策制定层失去真正敢讲真话,懂经济规律的人。变成了表忠为先的政治演员,国进民退的加速和合法性危机。

2025年格局已被发生质变,民营企业家面临信贷紧缩,税务围堵,政策打压,几乎全线退场。而国企和党控资本在政策护航下获得融资用地项目等关键资源,却普遍低效,腐败滋生。 以中字头企业为代表的国企,在一带一路的核心芯片投资、房地产托底等方向不断获得巨额资金支持,但效率低下,内部混乱。某国字头半导体集团,2024年获得千亿投资,仅一年后便爆出资金消失项目空转等问题。

民众已普遍意识到,纳税人的钱正在被浪费在政治工程和面子工程上。这种不平衡的资源分配逐渐侵蚀了国家的合法性基础。过去赖以维系统治的经济发展,换取经济服从的潜规则,正因为经济失速而崩溃。维稳的执政总方针使得所有引发短期动荡的经济改革被搁置。户籍制度、养老体系、土地所有权改革、央地财权分配改革等重大议题长期回避,例如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 严禁阻碍了劳动力流动,却始终不愿触动这一制度本质。地方政府以控制户籍来限定公共服务开支,以维稳为核心来管控人口迁移。

养老问题日益严重,特别是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背景下,这种结构性的失衡注定成为财政的定时炸弹。更典型的是,房产税改革本来作为调节高房价和补充地方财政的政策,在改革试点喊了十年后迟迟不落地,背后真实原因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担心触动既得利益阶层,引发社会不满不稳定。

腐败结构化,资源配置极度扭曲。中国经济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市场经济外壳下包裹着政治垄断的内核,所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其实是一种高度混合且失衡的制度安排,市场工具为权力服务。 资本运作必须服从政治指令。在这种模式下,资源的初始配置由行政权力决定,市场仅是权力分配结果下的下游实现者。例如土地是由地方政府控制的融资工具,银行是国有金融体系下政策传导渠道。股市是国家队的维稳工具,企业不是根据利益最大化而经营,而根据政治政策、政治正确宣传需要与政府关系而行事。这种安排下,资源非但不能优化配置,反而制造了巨大的结构性浪费。

政绩冲动取代经济理性,官员仕途完全取决于上级认可,而非市场表现和民意支持。 导致所有地方政府、国有机构乃至央企都存在严重的政绩冲动。干部考核标准不是看是否为本地留下可持续产业的基础,而是看是否GDP增速够高,重大项目够大,上级领导是否视察。在这种体制激励下,各种出现了面子工程、重复建设、债务堆积、土地财政泡沫等现象。许多国家级新区产业园创业中心仅为空壳,实际投资效益极低,但统计数据却成为拉动GDP的亮点。 同时,这种经济冲动还会打击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由官员更侧向于扶持可控可宣传的大型国企项目。市场空间被进一步挤压,使本该引领创新与就业的中小民企陷入融资难,政策不确定,政商关系重大风险。

面临危机,经常诉诸所谓举国体制来集中资源解决问题,如新基建、芯片攻关、国产化替代等战略目标,听起来宏大,实际上是权力进一步挤压社会能动性的过程。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意味着资源向国家控制的重点工程集中,而不是集中制度奖励释放全社会活力。举国体制背后的假设,社会必须服从这种国家压社会的思维。 直接导致以下恶果,大量的科研经费被国字头院所垄断,而真正具备创新能力的私营研发团队得不到支持。国企做强政策压制了市场竞争环境,使低效国企依赖财政续命,民营被迫边缘化。所谓国产化战略演变为排外和保护主义,最终导致技术封闭创新停滞。社会的自我进化能力和创业精神在举国制度的高压下被系统性摧毁。这种由上而下的规则下层被执行的。 治理机构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化经济需要的活动性、反馈性和去中心化。

政策制定陷入意识形态挂帅的危险倾向,最典型的就是共同富裕的口号,反资本垄断的运动,以及防范金融风险的一刀切打击。这些政策在2021到2024连续打压了教培行业、互联网科技、房地产行业、金融行业,动摇了市场对未来的基本预期。 很多原本有希望成为世界级的企业的中国公司,如阿里、腾讯、滴滴、美团被强行整改,市值暴跌,人才流失,投资意向崩溃。最严重的是,这种政治挂帅的政策偏好已根植于体制之中。2025的经济工作会议依然强调——要增强斗争精神,要防范颜色革命,要坚决防止金融资本控制舆论。这显然已经把经济风险视为政治风险的延伸,宁可牺牲发展,也不容许社会力量超过党的控制。这种思维逻辑直接导致政策制定失去了实证精神和实验逻辑。 经济治理越来越依赖命令和整数,最终加剧资源错配、创新停滞和市场信心崩盘。

(蒋罔正:这个不再读下去了,没有实际意义了。参事室的人真敢写啊,这个倒不是在骂人。这个是国务院参事室流出来的一份东西,而且是非完全版。所以我告诉你啊,其实中科院社科院这帮人是高手,但不是为普通老百姓服务的。)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

Comments highly appreciated! - Fio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