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到下午三点半,我离开泰德的工作室。我虽然经商多年,算是能说会道的,几个小时下来嗓子也还是有些吃不消。吃晚饭时跟老公说了采访的事,老公是个话不多的老实生意人,建议我把想说的内容列个提纲,免得讲着讲着就跑偏了,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纽约……华月后来是不是去了纽约?”饭后,老公问了句。
对,华月,我想,华月的故事可不要忘记同泰德讲。
第二天上午,我精神饱满地来到泰德工作室。果然,有了计划就是不同,走起路来都底气十足的。这回我没有东拉西扯,上来就讲我的夜店生意。
“经过了2014年前后的整顿,我们东莞‘性都’的名称不复存在。晚上比原先安静了好多,不像早些年,夜里满马路都是ABS的车牌。”
“A我知道,”泰德抢答道,他今天换了套深灰色暗条纹的休闲西装,大概是和我熟了,举止没有昨天那么拘谨。“是广州,粤A。”
“对,B是深圳,东莞自己是S。想当初,东莞五星酒店的密度是妥妥的全国第一,世界都能挤进前十,人称深广后花园。据估计,有超过30万的女人在从事性行业。整顿之后,这些年轻女人的再就业成了问题。”
泰德点头。
我接着说:“昨天我也提过,刘志庚家族在任期间,把东莞正常的国企和民营都霍霍得不轻。这些女人失业后,有的确实从良了,回家具店、玩具店工作。还有的却是从高档夜总会头牌沦为地下工作者,无论工作条件和人身安全都比原来降了几个档次。所以我从那个老姐妹手里接过她的KTV店后,决定继续做这一行,为那些失业女工提供工作机会。但我们是合法经营,她们只是来店里上班,陪唱歌啊,卖酒水什么的,不做‘出钟’等服务。”
“我其实一直都想问,”泰德目光低垂地望着手中的笔记,“整个珠三角有那么多家工厂,原先那些女人为什么不去找份正经工作?”
“有多个原因,”我说,“辛苦又挣钱少,确实是主因。比如玩具厂,工作时间长不说,有好多厂家不在意员工的健康,中毒事件常有发生。相比之下,在夜店工作来钱快,那些女孩子也很少有人打算干一辈子的,就是想在短暂的几年青春里挣足了钱,可以一下子跳出这个阶层,接下来或者嫁人或者自己做点小买卖。”
顿了顿,我又说:“除此之外,还有个尊严问题。”
“尊严?”泰德不解地望着我。我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也许他认为做三陪小姐就是最没尊严的工作,事实远非如此。
“我举个例子吧,在我接手这家店前,有个叫岚珠的女孩就在那里工作了。她刚来东莞的时候在一家制衣厂工作,因为人长得高挑漂亮,上至老板下至小工头,谁都想从她身上揩油,揩不到就给她穿小鞋。某次老板带她出去谈生意吃饭,对方的老板明确表示当晚想带她走,她不同意,回头就被解雇了。后来在沃尔玛找到工作,沃尔玛是你们美国的,算正经大企业了吧?”
泰德点头表示肯定。
“她们那家分店有三层,每层的十几个女员工,一周两次要么清晨要么午后,在店里站成一排,被一个矮个子湖南来的男组长劈头盖脸地训。不是躲在后台啊,有时就是当着顾客的面。”
“为什么?犯什么错了吗?”
“根源是因为实体店受网购冲击太大,店里的利润不如往年,”我边说边想,怎么又跑题了?可我没法不跑题啊,现代社会是张网,什么跟什么都是有联系的。
“那又不是她们的错,”泰德鸣不平地说。
“是不是你的错都要受着!现如今作为店员不是卖东西就行了,见顾客一个人在那里看货架,你要主动走过去,问对方想要看些什么样的商品啊?有没有问题要问啊?帮着对方拿主意。态度要友好客气,目的是多卖出商品,但同时还不能惹毛了顾客,不能让他们感到压力。有的时候必须站到顾客的立场上去考虑,不能一味推销贵的东西,否则人家以后就不爱来了呀!”
说到这里,我直指人心地望着泰德的眼睛,“做得不好,东西卖得不够多,你就像条狗一样被组长骂。贺先生你说说,这比在我们夜店里卖酒能强到哪里去?卖酒挣的钱,好歹是那些店员的几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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