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咩FBI？”我自嘲地说，“那件事让我意识到自己几斤几两，夜店这行终究是干不长久的。刚好赶上疫情‘三年自然灾害’，对我们这些非刚需的服务业来说打击是致命的。街对面红火了二十多年的天津包子铺关了门，老板夫妇搬回天津老家了。连家乐福那种大财团到现在也没缓过劲来，货架上的东西比疫情前少了一半。”
今天应当是采访的最后一日。反正都混熟了，泰德打电话从楼下叫了两个盒饭上来，我俩就在他的工作室匆匆吃了午饭。
“都是因为疫情？”泰德皱眉不解地问，“美国的餐饮业早就复苏了。”
这个问题我决定不回答。疫情结束后街边卖竹签菠萝和糯米糍荔枝的小商贩都被赶走，这当中的道道我一个平头百姓既不清楚，也不敢妄议。
“那薛姨现在做什么生意？”
“我和老公搬来广州，在暨南大学附近开了家奶茶店，”我舒心地说。
“为何是奶茶店？”泰德打趣地问，“卖手机、电玩不行吗？而且薛姨你应当懂酒，怎么不专门卖酒？”
关于卖什么的问题，我老公家世代经商，自然是经过深思熟虑过的。“因为目前但凡能在网上买到的产品，实体店所受的冲击都不可估量。比如手机，头些年你的店只要加盟移动、联通那些大运营商，就能保证赚钱。现在不同了，网商们的价格都很透明，服务也到位，很多人宁愿从网上购买。电玩、酒这些都是一样的，实体店在价格上没法同他们竞争。”
“可奶茶就必须有人亲自做！”泰德恍然地用笔敲了下本子，“也就是说，还是要靠卖‘服务’。”
“对的，尤其是学生这个群体，更多的钱他们也拿不出来，奶茶还是买得起的。”所以我的店铺自开业以来，每天下午都排着长队。
泰德思考了一下，“那薛姨同原先的员工们还有联系吗？”
我摇了下头，“她们都是外来打工的女孩子，四处漂泊，很快就失去联系。只有华月在出国前和我通过电话，她哥哥后来去纽约城市大学什么皇后分校读书，为她办了探亲签证。虽然没在电话里明说，但我感觉她是不会再回来了。”
希望她还好吧，我在心里说。我对那些逾期滞留美国的华人生活并不了解，但想来不会轻松，除了谋生之外还要时刻担心自己的身份。“也不知她现在是否一切安好，”我添了句。
对面的泰德双手捂在笔记本上，头低得有些僵硬。过了会儿收起笔记，抬手将桌上的录音机关掉，对我说了三个字：“我知道。”
什么？泰德这三个字立刻驱散了我午后的倦意。本以为采访就快结束了，冷不丁炸了颗响雷。原来泰德早就认识华月，也就是说他这次采访并非随机找上的我，而是另有隐情？
“薛姨，原谅我没有一上来就和你说实情，”泰德带着真诚的歉意望着我，“这些天来我从你身上学到了好多，十分感激你知无不言、倾囊相授。现在不知你可愿听听我这头的故事？”
当然，我点头，在椅子里换了个坐姿。
“想必你也清楚，华月的哥哥虽然拿到奖学金去美国读书，他们一家子都不宽裕，同在一个国家的哥哥没法接济妹妹。所以华月去到纽约后，先到新泽西一家华人农场主家做住家保姆。那家给的报酬还不赖，只是孩子早产了两个半月，白天黑夜地哭。华月虽是能吃苦的女孩，十来天后也扛不住了。”
这我同意，毕竟只是个二十出头的大姑娘。
“之后她去法拉盛一家美甲店做小工，当然是黑工了，每周只休息星期日，那天她会去中央公园门口的街上卖画。薛姨你可能不了解，中央公园附近有不少卖人像的艺人，通常都是画些奥巴马、川普、赫本之类的名人。我那天带着儿子去玩……哦，我忘记说了，我离过婚，孩子我和前妻共同抚养，通常会在周末送来我这里。”
原来是这样，我大概能猜到接下来发生的事。
“……经过一个亚洲女孩的画摊前，我随意扫了眼她的画，眼睛一亮。她画的那些人物与别家不同，孔子我认得，还有些穿袍子穿军装的华人我不认得，剩下的像是普通中国民众。当中有幅画让我印象十分深刻，是位五十岁上下的大妈，画得生动传神。大妈的脸上虽然写着苦难，但眼睛里闪烁着智慧与乐观，嘴角抿得很坚强。于是我便驻足，用中文向她询问画中人，满以为会是她的母亲或姨妈谁的。你猜她是怎么跟我说的？”
泰德说最后这话时，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我。又一个惊雷在我头顶炸响，难道画的竟然是我？也就是说，我这张一辈子没去过西方世界的老脸，也登上了纽约中央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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